【史海寻踪 佳木斯红色党史】一枝不畏严寒的花朵——记张宗兰

1937年初春的一个深夜，佳木斯市全城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但福顺恒商店西侧胡同的一间草房里，却依然亮着昏暗的灯光。公开身份为伪桦川县公署文书的地下共产党员张宗兰正伏案疾书，秘密抄写着敌伪文件，准备向党组织提供新的情报。

来到佳木斯参加革命

张宗兰，1918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双城县的一个贫农家庭里，兄妹六人，她排行老五。全家生活靠父亲张国英在毡帽店管账和大哥张宗福在馃子铺学徒的微薄收入维持。张宗兰8岁那年，父母省吃俭用，把她送进本县初级小学读书。宗兰性格与二哥张宗儒（张耕野）最为接近，文静庄重，聪明好学。上学后成绩优良，深得老师的喜爱。1928年，父亲积劳成疾不幸病逝。第二年，二哥为找寻生活出路，带二嫂金凤英、母亲和小弟张宗民到佳木斯桦川中学任教。宗兰留在双城，13岁时勉强读完高小。毕业后，再无能力继续求学，便辍学回家，承担起操持家务的重担。

1934年，16岁的宗兰已长成端庄秀丽的大姑娘了。一天，本县一户有钱人家找到她三哥张宗义，上门提亲。她知道后死活不肯，写信向二哥、二嫂求救。不久，宗兰的二嫂抱着不满周岁的小侄儿树镂回到双城。宗兰向二嫂哭诉了满腹的委屈和怨恨，二嫂拉着她的手说：“我和你二哥商量了，你就跟我走吧，有干的吃干的，没干的大家一起喝稀的。我们不能眼看着你往火坑里跳。”宗兰扑到二嫂怀里，失声痛哭。就在这年春天，宗兰随二嫂踏上了北去的列车，迈出了革命征程的第一步。

宗兰来到佳木斯，二哥家又多了一口人。全家六口人只靠二哥一人工资维持生活。但二哥、二嫂还是决定节衣缩食满足宗兰的愿望，送她上学读书。二哥把宗兰送进桦川中学预备班。宗兰深知这次学习机会来之不易，除了经常帮二嫂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外，起早贪黑发奋读书，很快补上了落下的全部课程，期末考试名列前茅，一跃成为全校有名的高才生。第二年就跳级正式升入桦川中学。桦川中学是佳木斯革命活动的中心，党的组织、领导以及一些共产党员都集中在这所学校。宗兰的二哥就是桦川中学的党支部书记，二嫂也是一名共产党员。他们家是党组织秘密活动的地点。二哥经常利用教师的合法身份，召集一些进步学生，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这些启蒙教育，对宗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她不仅渴望学习，更渴望寻求一条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她经常向二哥、二嫂问及“天下大事”，同他们谈论国家的前途，人生的命运。在二哥、二嫂的影响帮助下，宗兰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坚定了志向。从此，她投身于革命浪潮之中，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在女学生中秘密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与郑志民（冷云）、董若坤（董杰）等进步同学一起，发动女同学起来革命，冲破旧的封建礼教束缚，加入抗日救国行列。很快，宗兰在同学中，不仅以相貌出众引人羡慕，而且以品学兼优、乐于助人受到称赞。

火热的斗争生活使宗兰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也使她不断成熟起来。她从一名诅咒命运、思虑个人前途的弱女子，逐步锻炼成为一名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1935年冬，张宗兰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佳木斯早期的共产党员之一。

勇挑重担

1936年冬，中共下江特委派人来佳木斯，组建起中共佳木斯市委。张宗兰以她的机智果断和对党的事业的忠诚，赢得了领导和同志们的信任，被选为市委领导成员，负责妇女工作。当组织宣布这个决定时，她唯恐自己不能胜任。市委书记董海云（董仙桥）对她说：“你行，你坚决，不怕死，完全干得了。”在市委书记和在市委负责组织工作的二哥的鼓励下，宗兰勇敢地挑起了这副重担。她走家串户，发动桦川中学女学生，为抗日联军筹集了大量鞋、帽等防寒物资和药品等，解决了部分抗联部队越冬的急需。此外，她还积极掩护伤病员，为党的重要会议站岗放哨。一次，北满（临时）省委书记冯仲云化装成理发师来到宗兰家。晚上，召开了有下江特委小孔（姜忠诚）、佳木斯市委董海云、张耕野等领导参加的会议，宗兰在院子里负责放哨。几个警察、宪兵偷偷来查夜，他们诡秘的行动并没有逃出宗兰警惕的眼睛，宗兰悄悄拉响了门铃，屋里就稀里哗啦地玩起麻将牌来。敌人进屋没有发现什么破绽，只好悻悻而去。

从事隐蔽战线斗争

同年末，张宗兰从桦川中学毕业。市委根据她的性格胆量和出色的表现，决定派她打入伪桦川县公署，以作内应。张宗兰深知这项工作的危险，她做好了随时可能坐牢杀头的思想准备，满怀信心地接受了这一任务。不久，她以找工作为名，打入伪桦川县公署，当上了日本参事官的文书，从此，她借工作之便，搜集日伪政治、军事情报，并及时准确地将情报提供给市委或抗联部队，配合我党我军，有力地打击了敌人气焰。

1937年夏天，张宗兰从文件中看到敌人要到佳木斯大赉岗中学逮捕共产党员宋绍景和进步教员孙海荣的消息，她火速向市委作了汇报，市委及时采取措施，使宋绍景和孙海荣安全转移。还有一次，宗兰得知日伪军要到兴山（鹤岗）扫荡，并计划趁扫荡之机，制造假象，将用毒药拌的白面扔在抗日联军经常活动的地方，企图趁我军在粮食极缺的情况下毒害抗联战士。宗兰将这一情况迅速报告市委，市委根据情报，做了详细安排，粉碎了敌人的阴谋。之后，张宗兰又搜集到敌人预计到鹤立、汤原、土龙山等地扫荡的消息，她都汇报给住在她家的中共下江特委的高禹民同志，并由高禹民转给抗联，使抗联部队提前做好了反“扫荡”的准备，破坏了敌人的行动，避免了重大损失。

张宗兰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采取各种方式搜集敌人的情报。能记住的，她就用脑记住，能摘抄的，她就迅速地写下来；重要的文件，她就带回家给二哥翻阅。有时她连夜复写，经常通宵达旦。她没有辜负党组织的希望，搜集、传递了大量敌伪情报，打击了敌人，保护了党组织和抗联部队的安全。

掩护战友脱险

1938年，日伪军集中了大量兵力对下江一带抗日力量进行围剿。佳木斯处于白色恐怖之中，给党的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市委为防止遭到敌人破坏，决定派张耕野去寻找抗日联军，联系将一部分党员转移、输送到抗联部队等问题。张耕野走后，形势急剧恶化，下江特委小方（高桂林）叛变投敌。3月12日，小方带宪兵逮捕了佳木斯市委所属的敖其小学党支部书记李恩举（李晋三）。当天晚上，一辆满载武装警察的汽车停在张家门口，警察闯进屋后，乱翻了一通，然后追问宗兰二哥的去向，宗兰从这一迹象中判断可能出事了。果然不出所料，一会儿，市委书记董海云来找宗兰，告诉了她李恩举被捕的消息。情况十分危急，党委和全体党员随时都有暴露的可能。董海云指示张宗兰迅速办好三件事：一是把李恩举被捕的消息通知所有党员，让每个党员都要做好应对一切紧急情况的思想准备，保守党的秘密，互相间不要来往。二是让宗兰马上到他家，把住在他家的下江特委联络员刘志敏接到宗兰家暂住，然后转移到桦川中学学生、共产党员李树昌家。第三是销毁文件，重要的转移出城。董海云临走时叮嘱宗兰：如有意外，就带全家离开这里，回双城老家暂避。13日上午，张宗兰雇了一辆马车，到西门外董海云家把刘志敏和他的一个八九岁的儿子接来。下午，宗兰给在桦川中学读书的李树昌写了张便条，通知李树昌晚5点到她家。又让小弟张宗民找来李恩举的儿子、桦川中学学生李桂林，让他把便条送给李树昌。

晚上5点，李树昌准时来到宗兰家，宗兰早已把马车雇好。当晚，她就把刘志敏护送到南岗大街景家胡同（原三江浴池后院）的李树昌家。为确保刘志敏的安全，张宗兰在李家住了一夜。同李树昌、姜义（桦川中学学生、共产党员）共同研究了掩护刘志敏的办法。李树昌家本在农村，为了他学习方便，爷爷在佳木斯市里给他租了个小草房。宗兰让刘志敏装作李树昌的嫂子，说成是从农村跟送烧柴的大车进城给李树昌做饭的，并让李树昌详细介绍了他农村家中的情况。由于宗兰安排周密，在敌人大搜捕中，刘志敏和孩子安全脱险。

3月14日一清早，天空飘着小清雪，张宗兰没来得及吃早饭就匆匆往家赶。这时市内已响起了警车声，便衣特务和大批警察开始封锁主要路口。她走到离福顺恒商店不远的地方，发现往她家去的胡同和街口也有人在盯梢。宗兰回到家，急得团团转。刘志敏虽然送走了，但文件还没有转移出去，这是关系到市委和每个党员生命攸关的大事。她和二嫂商量也没想出什么好办法，决定让小弟宗民去观察动静，小弟说门口有人。快到中午，二嫂到外屋去做饭，宗兰一个人坐在炕沿上发呆。二嫂把米下到锅里，就拿起一个大萝卜削了起来，准备做菜。二嫂的这个动作一下提醒了宗兰，她从屋里跑来，高兴地对二嫂说：“有办法了。昨天我送小刘，经过北市场时，那里要饭的可多了。警察、宪兵盘查那么紧，就是不管他们。我看可以把大萝卜掏空，把文件塞里，然后装成要饭的，就能把文件送出去。”二嫂迅速抱起萝卜来。宗兰让宗民到院子里放哨，她拿出文件，在灶坑前选起来。大多文件都被她扔进火里烧了，剩下几份重要的，就卷成卷儿放进饭里，午后三点多钟，宗兰的好朋友、同学董若坤身穿花旗袍，头戴长围巾，打扮得十分漂亮来到张家。宗兰把二嫂事先包好的大提包给了董若坤，她也进行了一番修饰，用火剪子烫了头发，穿上了合体的旗袍。董若坤提着提包走到院子里时，宗兰赶上去大声地说：“提包太沉了，看你都提不了，我送你一段吧。”她俩刚要出门，迎面进来一个要饭的老太太，她衣衫褴褛，一只手拄着棍子，一只手端着又旧又破的饭碗，胳膊上还挎个空空的柳条筐。她挡住宗兰和董若坤，哀求着：“小姐，行行好，可怜可怜我这个老婆子，给点剩饭吃吧。”宗兰不耐烦地说：“哪有剩饭给你，到别处要吧。我们还有事呢。”她边说边推着董若坤往外走，要饭的老太太不肯让开，继续哀求。宗兰无可奈何地向屋里喊：“二嫂，有烂菜剩饭的给她点，打发她走吧。”金凤英闻声用围裙兜了几个冻萝卜、土豆和白菜，走到老太太面前，把东西倒到破筐里，然后挥挥手说：“要饭的这么多，哪给得起呀。快走，快走，别再来了。”老太太说着感谢的话走了，宗兰和董若坤也随后出了门。这时宗兰发现后面有人影跟着，便走一会儿歇一会儿，还不断地停下来买点东西。在离西城门检查口不远的地方，她俩加快了脚步，赶到那个要饭的老太太前边，抢先来到西门检查口。因为天黑后城门就要关闭，所以这时赶路的行人很多。人们在检查口排成不整齐的队伍，等待盘查。宗兰和若坤刚站下，后面那两个跟踪的特务就跑上前来，要检查她们的提包。人们都围拢过来看热闹，站岗的和检查行人的日本兵见来了两个漂亮的大姑娘，也被吸引过来。宗兰镇定地打开提包，特务翻着提包里的每一本书和每一件衣物。这时，要饭的老太太也来到城门口，她也想凑上前看热闹。刚一探头，一个日本兵挥手喊道：“滚开！滚开！”老太太看着很不情愿地向城外走去。两个特务把提包翻个底朝天，又搜了她们的全身，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只好放她们过去。宗兰把散落在地上的衣物重新放进提包里，对董若坤说：“你快到家了，我不远送了。”宗兰望着若坤和老太太远去的身影，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微笑。

原来，那个要饭的老太太就是董若坤的母亲，共产党员李淑云。党的机密文件就藏在她要饭筐的萝卜里。

在敌人大搜捕前，宗兰机智巧妙地完成了护送战友、转移文件等任务，为保证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壮烈牺牲

1938年3月15日凌晨，日军佳木斯宪兵队、日警、满警等千余人倾巢出动，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和抗日救国会会员，拉开了震惊东北的“三一五事件”的序幕。市委书记董海云、共产党员李树昌、杨秀钟等百余人先后被捕。之后，敌人对我脱险人员及发现的线索继续进行追捕，宗兰也处在敌人的监视之中。她决定按市委指示，带二嫂一家马上转移，回老家双城。

3月17日，宗兰和二嫂商定，由二嫂给二哥写信，告诉二哥佳木斯的形势和他们回老家的消息。派二嫂的外甥徐连庆把信送到夹信子。晚上，她们简单打点了行装，做好了启程的准备。

3月18日，天还没亮，宗兰早早起床。她在家门前铺上一层草灰，发出了危险信号，做完了最后一项工作。九点多钟，宗兰带着16岁的弟弟宗民，二嫂领着5岁的儿子树镂，3岁的女儿万荣及住在她家的大姐徐金氏，老少六人来到火车站，准备乘火车经牡丹江去哈尔滨，再转车去双城。他们从佳木斯上火车后，宗兰和二嫂十分谨慎，很少说话。他们六人坐在对面两排座位上，过道另一侧的两排座位上坐着的四个人，不时地用眼睛瞟着他们。

3月18日晚，他们到了牡丹江。下车时，那四个人也紧跟他们下了车。宗兰警觉起来，没有带家人进票房，径直往街里走去，他们住进了“东永德”客栈。当晚，宗兰发现，火车上的那四个人也住在他们对面的房间里，密切监视着他们的行动。

3月19日，宗兰等六人乘火车去哈尔滨，那四个人还是坐在他们的侧对面。宗兰明白了，他们从佳木斯出发时就被便衣特务跟上了。宗兰和二嫂商量，决心设法摆脱敌人。到哈尔滨时天已黑了，宗兰抱着树镂，金凤英抱着万荣，宗民又挽着徐金氏，下车后拼命往外挤，出栅口便上了一辆电车，但不想那四个人已经站在车后门口了。车开后，每当到站停车，宗兰都焦急地望着门口，想带亲人逃出虎口。但他们老的老、小的小，实在找不到脱身的机会，就一直坐到终点，住进了道外景阳街“天泰”客栈二楼二十号房间。那四个人也住进了隔壁二十一号房间。住下后，客栈的厨师把晚饭送进了房间，宗兰已看出面临的危险，心情焦虑，无心吃饭。

晚上八点多钟，两个孩子睡熟了，宗兰和二嫂还没有躺下，那四个人就闯了进来，说是查夜的。其中一个人问：

“你们是从哪来的？”

“牡丹江。”宗兰回答。

“不对，你们到底是从哪来的？”

宗兰和凤英都没有回答。

“不说，那好吧。”

那四个人出去了，等了一会儿没什么动静，宗兰和凤英便闭灯和衣躺下。宗兰悄悄跟二嫂商量，不能再回老家了，不然会连累全家，明天想法出去一个，去找北满（临时）省委，找经常到他们家开会的冯仲云。如果实在不行就拼了。商量到这里，姑嫂都默默无语。宗兰无限眷恋地抚摸着熟睡的小侄儿，凤英也把小女儿紧紧地搂在怀里。

这时，楼下响起了汽车的马达声。一辆汽车停在“天泰”客栈的门口。一会儿，他们的屋门被踹开，四个便衣特务领进几个警察，不容分说，上前就去抓宗兰和凤英。宗兰、凤英早有准备，她俩抓起桌上的茶碗向敌人砸去。宗兰的手被警察抓住，胳膊被扭到后边，宗兰就用嘴咬他们。一个警察的胳膊被她咬住死不放，警察就用另一只手拽住她的头发，猛力向墙上撞去。宗兰被撞得满头鲜血，昏死过去。凤英也拼死抵抗，被打倒在地上，鲜血淋漓。睡在小褥子上的万荣被警察拉到地上，连摔带踩，当即死去。敌人把宗兰和凤英拖下楼推上了汽车，向警察署驶去。不久，宗兰和凤英壮烈牺牲。张宗兰时年二十一岁。

一个革命的忠魂消逝了，一朵迎风斗雪的花朵凋谢了，但她在佳木斯人民的心中得到永生。宗兰的同学、战友杨秀钟在悼念烈士时，曾写下这样一首诗：

恒心殉难党的花，

坚贞不屈耀中华。

望断云山悲壮志，

麒麟阁上烈张家。

2015年，张宗兰被民政部列入全国第二批抗日英烈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