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寻踪 佳木斯红色党史】不屈的共产主义战士——记李恩举

“你说！还有谁是共产党员？”

“谁是你的领导人？”

“你还当不当共产党了？”

 几个敌人手拿皮鞭、棍棒，面对着遍体鳞伤的李恩举，穷凶极恶地怒吼着。

“哗！”一桶凉水泼在李恩举的头上。

李恩举慢慢地睁开双眼，用尽全身气力，愤怒地大声喊道：“等共产党带兵回来……把你们全消灭光……过不了多久，你们这些日本鬼子就要完蛋。我是共产党员至死不改……”

“劈啪！”皮鞭雨点般地落在李恩举的身上，又是一阵毒打。

“哗！”又一桶凉水泼到李恩举的头上。

“用电刑！”敌人疯狂地嚎叫着。

“哗！”又是一桶凉水从李恩举的头上泼下来。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共佳木斯市敖其小学党支部书记李恩举的眼睛再也睁不开了……这就是他在哈尔滨敌伪第一监狱中人生的最后一刻。他坚强不屈的精神，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宁死不屈的气节。

正直朴实  勤奋进取

李恩举又名李晋三，1895年出生在吉林省榆树县城南的大坡东怀家屯（现大坡镇怀家村怀家屯）一个农民家庭里。

幼年时期的小恩举，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李恩举的祖父早年故去，仅靠祖母顶起家的门户。祖母是位有文化、有爱国思想和正义感的长者。她关心国事，目睹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广大中国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现实，忧国忧民。从李恩举喃喃学语时，祖母就教他读书写字。到10来岁时，便给他讲《四书》《五经》，还给他讲屈原、岳飞、文天祥、洪秀全的故事。李恩举不仅从中受到优秀古代文化的熏陶、启蒙，同时，这些人民英雄、民族英雄的高大形象及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在恩举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李恩举是一个聪明、憨厚、懂事的孩子。虽说当时家里有些土地，但却需要父母及全家操劳。随着6个妹妹相继来到人世，作为唯一儿子的恩举，更加感到生活的艰难。母亲的全部精力都放在操持家务上，仅靠李恩举的父亲李守业早出晚归，辛勤耕耘，维持一家老小10口人的生活。生活的艰辛，更激发了李恩举勤奋学习寻找出路的决心和愿望。他白天帮助父亲忙些田园中的活，晚间便刻苦学习文化，常常到深夜。父母对恩举更是喜爱，他们私下商量，无论家里生活多么艰难，也要节衣缩食，供恩举上学。李恩举14岁那年，父亲送他到郝家屯读私塾。

在李恩举的刻苦努力下，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并被选为大学长（相当于现在的班长）。不久，又考入大坡官立小学堂继续读书。因学习成绩优异，于1912年又被选到榆树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堂丙班学习，并于民国二年（1913年）12月以甲等成绩毕业。

忧国忧民  投身于教

1911年，古老的中国土地上发生了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资产阶级新思想的传播，科学、民主思想的倡导，荡涤着2000多年沉痼的旧思想，给在封建君主制下苦苦思索的李恩举以极大的启迪和鼓舞。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新书刊，并将自己的学习体会和认识，与好朋友董仙桥（董海云）、李向之等进行交流，共同探求救国的真理。

在校期间，他和同班同学董仙桥最为要好。董仙桥是一位好学上进、追求光明的青年，俩人在志趣、爱好等许多方面有共同之处。李恩举酷爱音乐，尤其擅长乐器，拉三弦、拉京胡、拉风琴、吹口琴，样样精通，他常常为学校的演出伴奏。董仙桥也爱好文艺，两人常在一起习琴唱歌。他们最爱唱的是《渔光曲》《新女性》……这些歌曲，无疑为他们接受新思想奠定了基础。同时，也给予了他们同黑暗社会进行抗争的勇气和力量。

一天，李恩举高高兴兴地来到董仙桥家，手里拿着价格昂贵的《英雄泪》《国事悲》，激动地对大家说：“这两本书我已经读过了，真好！我花了很多钱才把它买来。来，我给你们读一段。”说着，他大声地朗读起来。《英雄泪》《国事悲》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朝鲜、波兰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悲壮斗争历史。书中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们的战斗事迹，给了他们以精神力量，进一步增强了他们反帝爱国的信心和用知识救国的热烈愿望。

1914年9月，李恩举又以优异成绩考入榆树县立中学学习。1915年，榆树县立中学解散，并入哈尔滨滨江道立中学。由于当时家庭生活更为拮据，李恩举不愿再给父母增加经济上的压力，他决定弃学去工作。征得父母的同意之后，同年，他便到法特门（现吉林省舒兰县内）从事教育工作。

由于他兢兢业业地工作，同时，伴随着教学经验的逐渐积累，李恩举很快便成为学校中出类拔萃的教员。不久，他到西浪河街高等学堂任教。在这期间，他与牟氏结为伉俪。而后，李恩举又返回榆树县中学任教。

当时，正处在军阀混战、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岁月。1928年6月，张作霖乘火车退回东北途经沈阳皇姑屯车站时，被日本关东军炸死，整个东北一片混乱。频繁的军阀混战及外来侵略，加重了中国人民的灾难。面对这一切，李恩举压制不住心中的愤怒。他把讲台当做战场，向学生们揭露侵略者及军阀的罪行，唤起青年们的爱国热忱。此时，李恩举已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成为一名自觉的民族主义战士。

迎着逆流  勇敢呐喊

1929年，由于生活所迫，李恩举全家从吉林省榆树县搬迁到东北边陲小镇佳木斯，投奔妹夫董仙桥，落户在西门外小学附近。不久，由董仙桥介绍李恩举到西门外小学任教，主教音乐、国语、数学，后任该校校长。为了改变贫困的境况、有所作为，李恩举试图用自己的才华获得一官半职，挤进中层社会。1929年，国民党政府施行县制改革，各省都举办区长人才训练班。桦川县政府用考试的方法选拔区长。李恩举前去投考，中了第二名。但是，冷酷的现实却使他大失所望，一无经济支柱，二无政治靠山的李恩举只能被挤在官场之外。仕途的打击，人生的坎坷，使他更加感到现实社会的黑暗和旧教育的腐败，从而，坚定了他向旧势力挑战、振兴民族的决心。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由于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使日军迅速占领了东北三省。李恩举眼见祖国的大好河山被践踏，毅然率领一部分进步师生，走向街头，同桦川中学、桦川女师的队伍一起游行示威，抗议日本侵略者侵占东北，积极宣传抗日救亡。

1932年5月17日，日本军队开进伪三江省公署、伪桦川县公署所在地佳木斯。宪兵特务密布，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佳木斯人民进行法西斯残酷统治，妄图将佳木斯作为反苏灭共扩大侵略战争的重要基地。此时，佳木斯各学校也被迫停课。

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面对侵略者的疯狂与残暴，李恩举再也压抑不住心头的怒火，他和本校教师宋绍景率领西门外小学部分进步师生分别到农村去，试图找到抗日武装，赶走日本侵略者。但因当时社会秩序混乱，土匪蜂起，交通阻断，再加上日军盘查很严，他们的计划没有实现，只好回到佳木斯另寻抗日途径。

1933年，中共中央委托中共河北省委负责联系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工作。6月，中共河北省委特派员苏梅、中共党员李向之等人秘密来到松花江下游沿岸地区开辟工作。

1933年秋，佳木斯各校复课。一天，李向之来到佳木斯桦川中学教员董仙桥家中，董仙桥迅速将李恩举找来。三位老同学相见于异乡，格外高兴。他们相互畅叙了离别后的情况及如何进行抗日救国活动。董仙桥、李恩举向李向之表达了迫切寻找抗日组织的心情。李向之听后，坦率地说明了来意，讲述了全国抗日斗争的形势，并明确指出：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在李向之的引导、启发下，李恩举、董仙桥等人向李向之提出了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不久，李向之便带着李恩举、董仙桥等人的入党志愿，离开了佳木斯。自此，李恩举找到了抗日救国的真正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活动。

1933年9月间，李向之和中共河北省委特派员苏梅一同来到佳木斯董仙桥家中。苏梅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宣布：董仙桥、李恩举、李淑范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在日伪严密统治的佳木斯，首批播下了中国共产党的火种，并组成了佳木斯第一个党小组——佳木斯西门外党小组，董仙桥为组长。从此，在佳木斯这块被日本侵略者蹂躏的土地上，开始有了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组织。他们在中共河北省委（当时河北省委设在天津）的直接领导下，在苏梅的具体指导下工作。上级党组织决定，将佳木斯作为开辟党的工作重要据点。

李恩举在上级党组织的关怀帮助下，在严峻的对敌斗争面前，思想觉悟逐步提高，跟着共产党走、消灭日本侵略者、为民族的解放事业而献身的信心日益坚定。李恩举倍加忘我地为党工作。此时，他已从一个先进的民族主义者逐步成长为坚强的共产主义先锋战士。

精心组织  壮大队伍

遵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李恩举和董仙桥一起，积极慎重地在进步师生及亲朋好友中发展壮大党的力量。通过他们的大量工作，到1934年春，佳木斯西门外党小组已有党员10人。上级党组织根据情况，批准成立了中共河北省委领导下的佳木斯西门外党支部，董仙桥担任支部书记兼宣传工作，李恩举负责组织工作。

李恩举自觉地利用教育这一特殊的阵地，引导师生走上革命的道路。同时，培养、带动自己周围的亲人、朋友参加革命。这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佳木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更为艰难。同时，也反映出李恩举的智慧与胆识。

李恩举不仅在课堂上潜移默化地宣传进步思想，同时，他还做细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尽全力使师生的身心得到发展。当时，在旧的教学体制的影响下，体罚学生的现象较为突出，西门外部分教师身上也保留着这些陋习。李恩举任校长后，积极提倡新的教学方法和新的教学内容并身体力行。他不但反对体罚学生，而且还对智力较低或疲沓不愿学习的学生不厌其烦地耐心指引，讲清道理，激发学生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热情。李恩举还积极倡导男女平等，抵制“贤妻良母”的封建奴化教育。他常说：“男孩女孩都一样，女孩子也应该上学读书……”并列举大量的事实，讲解西方先进的民主思想。由于李恩举平易近人、严格管理，很快就赢得了师生们的敬佩和信任。所以，师生们都愿意接近他。这为顺利地扩大抗日队伍，发展党的力量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李恩举常常利用教学的机会或采取秘密谈心的方式，向师生宣传革命思想，讲述“五·四”爱国运动的经过，宣传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及“新文化”运动。同时，趁机讲解中国历史知识及救国的真理，鼓舞青年学生以民族命运、国家兴亡为己任。在李恩举的引导下，许多学生怀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志愿，投身于革命运动中。

李恩举不仅引导师生走上革命的道路，也带动亲属朋友参加革命。他善于用平凡的小事，引导、陶冶他们的情操，进而使其走上革命之路。当时，由于李恩举忙于学校的教学工作及地下党组织的工作，很少有时间顾及家务事。这样，一家人生活的担子就落在了妻子牟氏的身上了。生活的艰辛，使她积劳成疾。李恩举见到这情景，心里有说不出的自责和内疚。他利用休息时间奋发攻读中医技术。由于他潜心钻研，医术水平逐步提高，不但给妻子治好了病，而且还节省了求医的费用。左邻右舍，谁家大人小孩有点病，也都常来找李恩举看。李恩举总是有求必应，尽心尽力地帮助患者看病开方，有时还帮助去药铺抓药。李恩举真诚热情、和蔼可亲地对待周围的人们，博得了大家的尊敬。在他的熏陶教育下，生活在他周围的许多亲人，相继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的大儿子李桂芳（李新生）就是这其中的一个。李桂芳于1934年跟随苏梅赴北京做统战工作，后来成为英勇的东北抗日联军战士，为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随着东北各地区地下党工作的深入开展，党的队伍日益壮大，党的组织机构逐步延伸。为建立北满党组织的统一领导，1936年9月中旬，在汤原县帽儿山召开了中共珠河中心县委、汤原中心县委和抗联三、六军党委联席会议。会上成立了北满临时省委。省委书记冯仲云在会上提出成立中共佳木斯市委并由下江特委领导的意见。10月，下江特委派大来岗教员、中共党员宋绍景（人称老铁）来到董仙桥家。他们得知西门外党支部暂与中共河北省委中断组织联系后，立即返回下江特委汇报了情况，并提议西门外党支部参加北满临时省委下江特委的工作。下江特委组织委员小孔（姜忠诚）立即随宋绍景来到董仙桥家接收关系，并决定将佳木斯西门外党支部改为中共佳木斯特别支部，小孔兼任书记，宋绍景担任组织工作，董仙桥担任宣传工作。佳木斯特别支部有党员10余人，李恩举即是其中的党员之一。

1937年1月，中共下江特委把佳木斯特别支部和隶属吉东特委依兰县委的桦川中学区委合并，成立了中共佳木斯市委。这时，佳木斯市委已有党员30余人。

巧妙周旋  筹运物资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维持其法西斯统治，在佳木斯建立大批军事设施，调集数以万计的日本关东军驻扎在佳木斯周围。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李恩举不顾个人安危，机智巧妙地与敌人周旋，为党搜集敌人情报，为抗日队伍输送物资。

1934年夏，敌人为了强化统治，进一步推行保甲制连坐法。针对新的斗争形势，李恩举和来佳木斯工作的地下党员李向之共同研究决定趁敌伪在西门外推选甲长的机会，谋取西门外甲长之职，以利于掩护我党的活动。于是，李恩举和妹妹李淑范出面，联络西门外头面人物“四海店”的经理李永清，同时，广泛做当地群众的工作，推选董仙桥的哥哥董海山为百家长。这样，董海山便可利用伪甲长的身份与西门派出所的敌伪打交道，进而为我党开展活动、顺利地掩护干部及抗联伤病员、向抗联队伍运送物资，创造了便利的条件。

1936年以后，佳木斯周围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四军、五军、六军，七军、八军、九军、十一军的游击区，日本侵略者惊呼此地是“共产乐园”。敌人为强化对三江平原地区的统治，于1937年纠集10余万日伪军、兴安军、警察进行联合“讨伐”，使抗日根据地的党组织、群众组织及抗联部队遭到挫折。由于敌人的经济封锁，抗日联军的粮食、服装及日用品得不到及时的补充，部队供给极为艰难。中共佳木斯地下党组织，认真执行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指示：积极筹备军需物资，支援抗日联军，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反击敌人的重点“讨伐”。

佳木斯地下市委为了避开敌人的注意力，决定把联络站和物资集散点设在市郊敖其小学。1937年春，市委通过关系，把原在佳木斯西门外小学工作的李恩举调至敖其小学担任校长，并任中共敖其党支部书记。李恩举到敖其后，以公开职业为掩护，为抗联部队输送物资等，做了大量的工作。

李恩举首先以为学校买教学用品为由，为抗联部队购买油印机、油墨、蜡纸等宣传用品及其他物资。同时，他巧妙地避开敌人，将地下市委购买的物资秘密地转送到抗联部队。仅1937年，佳木斯地下党组织为抗联三军、六军筹集运送各种服装600余件、油印机4台及大量的药品、宣传用品、日用品等，有力地支援了抗日部队的对敌斗争，为抗日斗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临危不惧  浩气长存

在佳木斯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佳木斯地区群众性的反日斗争风起云涌，抗日联军部队在地下党组织的大力配合下，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使日伪军惶恐不安。

1937年冬，日本侵略者为了消灭抗日力量，派出大批军、警、宪、特，向抗日人民及地下党组织进行疯狂围剿，中共佳木斯地下市委面临险恶的形势，为使党组织免遭敌人破坏，决定派市委负责组织工作的张耕野与抗日联军部队联系，为市委撤离佳木斯市区后建立新的活动点做准备。同时，将部分党员及一部分参加抗日工作的中学生转移输送到抗联部队去。

张耕野走后，形势急剧恶化。1938年3月12日，被捕叛变的地下党员小方（高桂林）带领汤原县日本宪兵队饿狼般地扑向李恩举的家中，不容分说，将李恩举带走。李恩举的二儿子李桂林迅速将这一消息报告了佳木斯地下市委书记董仙桥。董仙桥马上来到李恩举家，告诉李桂林将家中的宣传书刊秘密藏好，并嘱咐牟氏和桂林尽快回到吉林榆树县老家暂避。

自此，日本侵略者在佳木斯等地更大规模地逮捕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疯狂屠杀中国人民，制造了轰动整个东北的“三·一五”事件。

李恩举被捕后，敌人把他关押在佳木斯日本宪兵队内。叛徒小方一口咬定李恩举是共产党的小组长。穷凶极恶的敌人用尽了各种酷刑，迫使李恩举供出佳木斯共产党的组织。面对着残暴的敌人，李恩举毫不畏惧，坚强不屈，始终不向敌人暴露任何佳木斯党组织的情况。他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总有一天能赶走日本侵略者！

1938年5月，敌人将李恩举押送到哈尔滨道里监狱，后又转到道外第一监狱，并判处他有期徒刑10年。在敌人的监狱中，李恩举继续以大无畏的精神同敌人进行斗争。他抓住时机，向狱友们宣传只有跟共产党走，中国才能有光明和希望。在李恩举的鼓励和组织下，狱友们团结起来，多次进行绝食斗争，抗议敌人的迫害和虐待。敌人发现李恩举是组织者后，更加连续不断地对李恩举用刑。1939年4月15日，李恩举活活被敌人折磨致死。

李恩举不仅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优秀教师，更是一名优秀的共产主义先锋战士。他以民族兴亡为己任的博大胸怀、为党的事业兢兢业业忘我工作的革命精神、坚强不屈的顽强斗志，充分体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民族气节和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永远值得后人学习。